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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風:試論“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發布時間:[2008/12/24]
 

什么是“紅巖精神”?它是怎樣產生和形成的,它的內涵、外延為何,它的價值、意義又何在?1999年在關于“紅巖精神”的大討論中,“紅”學專家們的專著,專論較多,并見仁見智,水平很高。然而為弘揚時代主旋律,為弘揚“紅巖精神”盡一點微薄之力,我亦忝執陋筆,就“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及其現實作用談點認識和體會。
    關于什么是“紅巖精神”,重慶市委領導將其歸納為四個方面內容:即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不畏艱險的奮斗精神、和衷共濟的團結精神和勇于犧牲的奉獻精神。愛國、團結、奮斗、奉獻,概括出了“紅巖精神”的主要內容。
 但它是怎樣產生和形成的呢?其內涵、外延,價值、意義又何在呢?
 一、“紅巖精神”的歷史淵源及其產生的時代背景。
(一)、“紅巖精神”的歷史淵源。
   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悠久而優秀的民族傳統,我們的祖先從來就很講求操行和氣節。從歷史上看,講求氣節和操行可追溯到孔孟時代。正如陳然在《論氣節》中所談到的那樣:
  所謂氣節,“ 就是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這種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禮記》上所提出的‘臨財勿茍得,臨難勿茍免’;‘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的這種擇善固執的精神。
  中國知識分子憑著這種精神,在四千多年的歷史中,盡了他們所應盡,所能盡的責任。
   氣節,是個人修養的最高一級,也是最后的考驗。――
   這種精神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它需要培養!然而這培養又不是‘修心養性’,用主觀的‘毅力’、‘決心’之類來駕馭自己的行為所能辦到。因為氣節并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在遠古時期,我們民族就有堯舜禪讓之賢舉;又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為眾生辛勤勞作十三年之美德。宋代有岳飛“精忠報國”的愛國精神;又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奉獻精神;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蔽天下寒士盡歡顔”之偉大胸襟。中華民族一貫就很崇尚:忠誠愛國,忠于職守,以天下為已任;很推崇:艱苦奮斗,勤勞勇敢;很講求:信義,氣節,操行等美德。這些構成了“紅巖精神”的歷史淵源,或者說“紅巖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古代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和優秀思想的精髓,并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精華與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又使其升華到一個較高的水準。
 (二)、“紅巖精神”的發祥地。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漢成立了長江局,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代表機關。后武漢失守,長江局西遷重慶,于1939年1月13日改稱(成立)中共南方局,以周恩來為書記。主要任務是,代表黨中央領導整個南部中國國統區和淪陷區的黨的工作,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來講,主要是領導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上海、江西、福建及香港,澳門等地區的黨的組織工作。南方局建址于重慶化龍橋——紅巖村。
紅巖村,位于重慶市郊,西靠山崖,東臨嘉陵江,依山傍水,環境幽靜。這里的地質結構,主要是侏羅紀時代形成的紅色頁巖組成。從嘉陵江對岸觀看,地形酷似伸向嘉陵江的山嘴,因此又稱為紅巖嘴。這個地方原是愛國知識婦女饒國模女士經營的花果農場,漫山遍野栽滿了果樹花草,一年四季綠樹成蔭,花果滿山。真是物華天寶,地靈人杰。這里是“紅巖精神”地理位置上的發祥地。 “紅巖精神”便以中共南方局所在地而命名。“紅巖”多么好聽的名字,紅色象征著革命,象征著進步;巖石象征著堅固、堅貞、堅強,有堅如盤石的含意。
(三)、 “紅巖精神”產生的時代背景。
 紅巖精神=抗日戰爭十重慶(紅巖)十周恩來
 紅巖,這個神圣的名字與一個偉大的時代和一個偉大的人物緊緊聯系在一起,那就是——偉大的抗日戰爭,和一代偉人——周恩來。
抗日戰爭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自衛戰。抗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同時,我黨和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都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和壯大。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自建黨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度鞏固和統一,在這個期間我黨成長了、壯大了。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是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轉折點;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轉折點;是中華民族由沉睡、渙散、分裂到覺醒、團結、統一的轉折點;抗日戰爭是一場改變中國前途、命運的戰爭,抗日戰爭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沒有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沒有抗戰期間奠定的(國統區)群眾基礎和(解放區)壯大的人民武裝,也就沒有新中國的誕生。
    重慶在歷史上是名城重鎮,有3000多年歷史,戰時是國民黨的陪都,國民黨的統治中心,是蔣介石控制最嚴密的地方。國民黨軍、警、憲、特、在這里橫行霸道,真可謂豺狼當道,虎豹橫行,一遍陰霾。中共南方局就設在這個地方,其環境可想而知。就在紅巖村這個具體的生存環境里也是險象環生。村口便有國民黨的憲兵樓。中間以黃桷樹(陰陽樹)為界,往上是八路軍辦事處,往下是國民黨的住宅大樓,走錯了道便有生命危險。所謂“榕樹界陰陽”,“走紅巖,投八路,抬頭先看黃桷樹”。曾家巖50號旁又是軍統頭子戴笠的住宅。在這里工作、生活,環境險惡,斗爭復雜、尖銳。1958年11月9日董必武重返曾家巖時,對當年的情景有這樣幾句戲詠詩:即“八年抗日此棲身,‘三打維支’笑語新。戴笠為鄰居在右,總看南北過路人。”董老以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形象地刻劃了當年身居虎穴,卻傲然鐵骨的情景。
  “紅巖精神”就是抗戰期間,周恩來同他的親密戰友董必武、葉劍英、博古、王若飛、鄧穎超、林伯渠、吳玉章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重慶,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革命實踐時,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民族危亡的歷史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復雜險惡的具體社會政治環境中,所錘煉、培育、形成的崇高理想、堅定信念、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紅巖精神”就是為了發展黨的事業,為了適應黨的路線和任務的需要,為了生存的需要,在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黨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在特殊的環境中,通過革命斗爭實踐的鍛煉,逐步養成和不斷培育、發展起來的。它具有鮮明的時代和環境特征。“紅巖精神”產生的時代背景就是在抗日戰爭這個大背景,和戰時重慶這個小背景下,以周恩來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培育出來,并以南方局所在地-“紅巖”命名的含金量很高的精神產品。“紅巖,你的名字就是一首詩”,你巖石深紅,包含著血與火的戰斗歲月,紅色政權自你的巖頭培植。紅巖,你是多么好的一個象征,你象征著光明與希望,理想與追求。(摘自的郭沫若詩)
  當年戰斗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目標,相互親密無間,情同手足,沒有名利之爭,沒有權力之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以“紅巖精神”集中展現的是老一輩革命者的群體精神風貌,反映了一個時代精神的精華。其中周恩來起著主導作用。周恩來的博大思想、高尚情操、優秀品德、道德風范以及人格魅力,是紅巖精神的精髓。談“紅巖精神”就一定要談周恩來。周恩來是“紅巖精神”的主要培育者,積極倡導者和模范的實踐者。
抗戰時期,周恩來是第一個代表中國共產黨走出了根據地,進入了國統區,面向全中國、全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他勤于交友,善于交友。人們評價他:清正廉潔、大公無私;功高不居、位尊不驕;嚴于律已、寬以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嚴格自律、率先垂范;把全部身心都貢獻給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這從1943年3月18日,他45歲生日時寫下的《我的修養要則》中可見一斑。《我的修養要則》,共200余字,短短七條,但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的光輝形象躍然紙上。他心中時刻想著人民,關心同志,照顧朋友,而唯獨沒有他自己。他的思想品德,工作作風為全黨、全國人民樹立了楷模,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他既給人以教益,卻從不自居人師。他思想極為敏捷,但毫不鋒芒畢露。”冰心老人評價說:世上如有完人的話,那就是周恩來。屈武同志說:對于周恩來,“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可見周恩來精神的強大感召力。可以說,在周恩來身上集中完美地體現了“紅巖精神”。
(四)紅巖精神與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的關系。
紅巖精神與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都是我黨優良傳統和精神寶庫        中的一部分,都是老一輩革命家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和珍貴遺產。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也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將部隊拉向了敵人統治勢力薄弱的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紅色根據地。三灣改編后,在部隊中開始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并在那里培育和創建了以開拓進取,頑強拼搏為主要內容的“井岡山精神”。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后紅軍被迫大轉移,開始長征,行程二萬五千里,跨越十一個省,爬雪山,過草地,歷盡了千辛萬苦,千難萬險。長征是人類的壯舉,是光輝的史詩。“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是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 “長征精神”便是以這種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為其主要內容稱著于世。毛澤東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屈指行程二萬”等詩句,就是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磅礴氣勢,博大胸襟的真實寫照。
長征勝利結束之后,中國革命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中國共產黨以陜北為大本營,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延安”――多么親切的名字,它象燈塔一樣,照耀著全國人民,指引著革命的方向。它創立了以聯系群眾,團結同志;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其主要內容的“延安精神”。
“紅巖精神”則是在不同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和環境中培育的以“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 ”為歷史延續的發揚光大。同時期的“紅巖精神”“ 延安精神”,它們都發源于井岡山,一脈相承下來,匯集于延安,形成“延安精神”。而“延安精神”的另一支則由周恩來、董必武等老一輩革命家帶到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大后方,在紅巖這個具體環境中發展而形成“紅巖精神”。 “紅巖精神”與“延安精神”一樣,總源頭都在井岡山,都是同出一個源頭一脈相承,都是為適應形勢的要求、環境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為形勢的要求,而賦予解放區,國統區兩個戰場的歷史使命。
“紅巖精神”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和深遠影響的精神力量,它與“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都是我們黨的精神寶庫中的一份重要遺產。它們在本質上都是一致的,就像郭沫若所說“瑞金、延安、紅巖,在革命斗爭中是三位一體”。“紅巖精神”是“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的一種延伸和體現,但又有不同的特點,這個特點趙權璧老師將其歸納為:1、“紅巖精神”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產物,是黨的優良傳統在正確路線指導下的發揚光大,故它具有政治上的成熟性。2、“紅巖精神”是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為著實現黨的路線和任務的需要,在斗爭實踐中逐步養成的,因而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和適應性。如同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是“紅巖精神”有別于其他幾個精神的,最突出的特點。3、 “紅巖精神”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薈萃與升華,是黨和人民共同奮斗的結晶,因而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廣泛的群眾性。這幾個特點是為了適應特殊斗爭環境的需要而形成的。
就同一時期產生的“紅巖精神” 和“延安精神”相比而言,抗戰時期的重慶比起延安來說,環境更復雜,斗爭更講求藝術。蔣介石集團不僅是敵人,同時又是聯合抗戰的“伙伴”,所以斗爭即尖銳,同時斗爭又必須講策略。周恩來,以他政治家的非凡謀略以及卓越的才能和完美的人格魅力,在重慶這個虎狼窩里與蔣委員長周旋,他不僅贏得了他的同事部下的尊敬和愛戴,還征服了包括他的敵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敬佩。例:在陪都被傳為美談的張沖與周恩來的關系,堪稱一個典范。張沖字淮南,國民黨談判代表,陸軍中將,抗戰期間負責與共產黨談判代表聯絡。他曾是中統c,c系大將,三十年代初搞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動。參與策動顧順章叛變,破獲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怪西人案”。他還在上海各大報紙上登載啟事,造謠說“伍豪等人自動脫離共產黨”。“伍豪”就是周恩來三十年代在上海使用的名字,這就是所謂的“伍豪事件”。然而在抗戰期間張沖與“伍豪”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深深的折服于“伍豪”的胸懷和人格魅力,完全改變了過去對共產黨人的偏見。在與周恩來的交往中,他都能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在談判中每當遇到問題發生爭執時他都用“敵人所欲為者,我不為;敵人所不為,我為之”的話來相互勉勵。“皖南事變”以后,張沖曾當面對周恩來說:“一朝中總有秦檜、岳飛;共產黨是忠,反共頑固派是奸;共產黨顧大局,頑固派不顧大局。”極力彌合兩黨關系。張沖在周恩來同志的團結爭取影響下,置頑固派的攻擊于不顧,給了中國共產黨不少真誠的幫助。1941年8月11日,張沖去世后,周恩來在張沖的追悼會上沉痛致詞,并送有一幅“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挽聯,在國民黨中間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周恩來像一塊磁石,他不僅團結了一大批在陪都的文化藝術界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在自己的周圍,許多國民黨上層左派人士都被他征服。除了張沖還有張治中、馮玉祥、李濟深、邵力子、于右任、賀耀祖等人都成為了共產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對民主黨派,周恩來也是始終能夠與他們坦誠相待,民主協商抗日大計,并在政治上支持他們,思想上愛護他們,生活上關心他們,使他們主動積極投身于抗日民主斗爭中。由此可見周恩來精神――“紅巖精神”的強大感召力。
  二、“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
黨的領導,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是黨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解放區,主要是建立民主政權,進行土地革命;而在國統區是以統戰工作為主,主要是發動群眾,團結群眾及其民主黨派,以配合解放區的武裝斗爭并為武裝斗爭服務,這是中國革命不可缺少的另一戰場,又稱為“第二條戰線”。毛澤東在《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之中》說:“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把黨在蔣管區領導的大規模群眾斗爭 ,稱為“第二條戰線”。這是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武裝斗爭,使蔣介石集團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的另一個戰場。三大法寶中統一戰線占有非常重要的位子。而南方局的統戰工作從某個方面的意義上講,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抗戰時期重慶,環境復雜,形勢險惡,在這種艱苦的環境里,周恩來及其領導下的南方局為什么會取得那么卓越的成就,特別是為什么會在群眾中有那么高的威望,能將那么多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團結在黨的周圍,共同奮斗?其中除了有黨的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作指導,以及正確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周恩來不僅創造性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而且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情操,政治家的非凡謀略以及卓越的才能和完美的人格魅力,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與信賴,使黨的方針、政策發揮了極大的威力。周恩來的博大思想、高尚情操、優秀品德、道德風范以及人格魅力,是紅巖精神的代表。在白色恐怖最艱苦的時候,他不僅積極貫徹中共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總方針。還創造性的提出了“三勤”“三化”( 勤學、勤業、勤交友;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發展壯大了地下黨組織。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國民黨戰時的陪都,國民黨軍、警、憲、特、在這里橫行霸道,周恩來和他的戰友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和斗爭的。以周恩來為核心的老一輩革命家,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創造性的執行、應用和發展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于中國革命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的影響。胡喬木同志說: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抗戰時期那么一種局面,團結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戰堅持下去,還保存了我們黨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后來解放戰爭時期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形成那樣強大的第二條戰線。”“沒有南方局在大后方進行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后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因此,可以說,南方局的統戰工作從一個方面的意義上講,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宋平也說:黨在國統區的這段斗爭史“在我們黨的整個歷史中間是非常重要非常光輝的一頁”,“沒有這一段歷史,中國革命不可能取得這樣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也不可能取得這樣大的發展,成為今天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黨。”可見,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同在革命根據地進行的武裝斗爭一樣,是一種偉大的革命實踐,在這個偉大的革命實踐中產生的一種革命精神,就是紅巖精神。亦由此可見“紅巖精神”在這段歷史乃至于整個中國革命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和必將產生深遠影響的強大精神力量。
三、“紅巖精神”的現實作用。
“發揚紅巖精神,沿著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道路奮勇前進”,這不僅是江總書記向全國人民發出的號召,也是時代的強烈呼喚。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需要精神的力量鼓舞人們前進,偉大的事業需要并將產生崇高的精神來推動。
紅巖精神形成于抗戰時期,它不僅在當時顯示了巨大能量,而且在歷史的發展中始終煥發著光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85年10月14日,81歲高齡的鄧穎超同志重返紅巖村時,深情寫下了“紅巖精神永放光芒”的題詞。1991年4月16日,江澤民同志又為紅巖革命紀念錧題寫了“發揚紅巖精神,沿著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道路奮勇前進”的題詞。鄧穎超和江澤民同志的題詞,不僅明確提出了“紅巖精神”這一科學概念,而且深刻揭示了它的歷史意義和普遍意義。可見,紅巖精神并不是只屬于某個地區、某段歷史時期的精神,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和深遠影響的精神力量。
50.60年代“紅巖精神”和以“紅巖”命名的小說,曾激勵了新中國誕生后的整整一代人。 “紅巖精神”博大精深,內涵十分豐富,半個多世紀以來“紅巖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造就了歐陽海、邱少云、劉文學、黃榮昌、孫春明、梁強、侯光炯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如在歐陽海犧牲后的挎包中,便找到一本劃有許多紅杠杠,藍杠杠的《紅巖》小說,他還在日記中寫道:當黨和人民需要我獻身的時候,我也一定要象江姐那樣,義無反顧。歐陽海用自己年輕的生命實現了他的諾言。
在新世紀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任務將更加艱巨,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更加復雜,遇到的挑戰更加嚴峻。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們所面對的客觀事物已經和正在發生變化,許多舊思想、舊觀念、舊思路已經不適應客觀規律的發展,甚至成為阻擋我們把事業推向前進的障礙。擺在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面前的,不再是白色恐怖、監獄和刑罰的考驗,但卻面臨著另一種考驗,執政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權力和金錢的考驗。
隨著改革開放,國門大開,國外的各種思想、各種思潮都涌了進來;封建糟粕也沉渣泛起。一段貪污,腐化猖獗,賣淫、嫖娼泛濫,邪教肆虐。所以弘揚紅巖精神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它對加強黨的建設、提高全民族素質、促進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安邦治國都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例如:提倡愛國、團結、奮斗、奉獻有利于提高全民族“肌體”的免疫力,有利于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建設。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遵循的一條思想路線。只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們才能認識新事物、適應新形勢、完成新任務,才能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在剛剛召開的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體制的建設,以德治國。”中國是禮儀之邦,有著幾千年的文化精華,又有“紅巖精神”等老一輩革命家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和珍貴遺產。這筆財富是我們用于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的思想理論保障。
“紅巖精神”的實質是共產主義精神,是共產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生動體現。弘揚“紅巖精神”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們從中領悟人生的真諦,凈化自己的靈魂,把握自己的人生價值坐標,確定自己的價值取向。
    在思想領域和精神領域,如果社會主義思想,共產主義精神不去占領,李洪志等邪教組織的歪理邪說便會去占領。邪教是危害社會,蠶食人的精神靈魂與肉體的邪惡勢力。李洪志及其“法輪功"邪教組織公然違反憲法和法律,散布歪理邪說,破壞社會秩序,踐踏人性,殘害生命。根據法律人權組織的記錄到2000年終為止,“法輪功”癡迷者,自殺、拒醫、拒藥、致死者超過1600人,致精神障礙者651人,殺人害命11人,致殘廢144人。“法輪功”害人奪命,侵犯人權,結局悲慘,駭人聽聞。1月23日(除夕),發生在天安門的“法輪功”癡迷者,自焚事件,充分證明了“法輪功”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反法律,反國家的反動本質,引起全國人民群眾強烈憤慨,社會各界紛紛要求政府加大打擊的力度,維護人權,確保社會的穩定。我國政府一貫堅持打擊邪教組織中其違法犯罪活動的立場,指出與“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斗爭是一聲長期、尖銳、復雜和嚴肅的政治斗爭,提出懲治與教育相結合的正確的方針政策,在堅決打擊觸犯刑律的“法輪功”骨干份子。對廣大受蒙蔽的“法輪功”練習者采取團結、教育、轉化、挽救的方針,促使98%的人,幡然悔悟,與“法輪功”組織劃清界限。依法懲治邪教,打擊其非法,違法犯罪,體現和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維護安定團結政治局面,順應民心,亦符合國際慣例。“法輪功”與其邪教組織,終歸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
    江澤民同志最近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一項充滿艱辛、充滿創造的壯麗事業。因此人們要在全社會大力宣傳和弘揚“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懈奮斗的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緊跟時代、勇于創新的精神;知難而進、一往無前的精神;艱苦奮斗、務求實效的精神;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江澤民同志倡導的“五種精神”和 三講教育(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三個代表的思想就是新時期“紅巖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是紅巖精神的充實和發展。“紅巖精神”的內涵必將隨著時代的發展,實踐的變化,而越來越豐富。開展弘揚“紅巖精神”的活動是時代的需要,而且這一活動必將產生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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